虽然语用学出现了以上不同的研究重心，但它们都承认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双方会对语言这个符号系统进行控制，以表达和理解话语或语篇等表面意义以外的意义与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被认为是表现说话人意义的主要方式。语言哲学对它们已经进行过大量讨论与分析。较为明显的是，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等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这两个方面影响语用学的以上其他方面。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研究都源于语言哲学（Marmaridou 2000）。但不同是，认知语用观强调交际双方的心理处理能力，即通过词语和话语表面意义产生和理解意义的能力；而社交语用研究则试图探讨影响话语产生和理解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为此，前者认为，语言使用和交际者之间是一种内在关系，而在后者看来则是一种外在关系。最后，认知语用学将某一言语事件的社交因素视为一种外在信息，需要经过人们大脑的加工处理，以便恰当地理解话语；它不认为社交因素是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因而不是一种内在因素。而社交语用学则努力寻找社交结构，它们形成了产生社交意义的言语事件，同时社交语用学也不会将这样的结构视为一种内在东西。
在此我们再参考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唯一的衡定标准。根据关联理论，语用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定的语言运用原则，主要负责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形式进行扩充，使其变成包含说话人思想的命题形式。不管认为语用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还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我们都必须考虑语言使用中的语境问题，这是语用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能力，即一种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的知识，那么就难以说明语境是如何构建的，这就等于说语境是一种百科信息，那么在话语理解中语境是如何改变的？话语本身又是如何改变或创造新的语境的？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行为或运用，我们又必须考虑它的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因为语言运用涉及这两方面的因素。关联理论对语用学采用的是一种心智的研究方法。根据该理论，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单一的认知原则，即关联原则，去解释整个人类交际，但该理论并没忽略语言使用的社会维度。Sperber和Wilson（1997）曾指出，交际中体现最大关联的非明示手段也可以体现社交因素，比如维护或体现权力关系。Žegarac（1998）对“寒暄”（phatic communication）这一社交语用现象进行过关联理论的认知解释，并指出，语言的寒暄用法是一种通过建立、维持以及维护认知环境去实现一系列社交目的的手段。在另一个研究中，Žegarac（1999）探讨了明示推理交际对处理思想观念的作用，这显然是想利用认知理论框架去关注与交际有关的社会因素。
此外，Sperber和Wilson将语境定义为一种假设集合，是人们为理解话语而形成的一种有关世界的心理表征，这就意味着，语境不等于客观世界，不表示影响交际或话语理解与生成的社交结构。这样，语境就是一个心理建构体，即理解话语的一系列前提。可见，关联理论对语境的解释是一种心理学观，而不是社交观。不过，此处的“语境”这一定义具有理想化特征，是一个与话语理解有关的普遍性解释，话语理解时需要通过思维表征的形式对各种假设进行推导。即使人们对同一话语产生相同的语境假设，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区别的关键就是对各种假设的不同推导，也就是说区别在于内在的、心理过程的不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社交文化结构。这实际上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揭示了话语理解的差异。这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语境假设的可及性顺序是如何确定的？那么对某一种语用现象理解结果的不同是否体现为哪一个语境假设最先得到优化处理与选择？这些是探讨人类交际过程一般的理解机制必须回答的问题。新格赖斯语用机制、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等都是在探讨语言交际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假说，应该说它们分别为言语交际中的话语生成和理解提供了原理性解释。
5．结束语
认知语用学强调的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信息处理，即强调心理过程，并将自己明确地限定在对语用现象的认知处理，为此语言手段仅仅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一种制约因素，而互动语用学或动态语用学主要强调的是语言使用的动态特征，尤其是交际双方话语的协调性（negotiability），社交语用学强调语言使用者和使用语言的社交环境或条件，主要探讨交际双方运用语言产生、维护或改变权力关系的社交语境等；发展语用学则主要探讨小孩在母语习得过程中语用能力是如何逐渐形成和体现出来的，它和母语或二语习得研究密切联系。为此，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定义语用学，把语用意义中的社交文化因素看成认知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知结构中的内在化意义，是值得认真深入探讨的课题。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尝试性研究，比如Thomas（1995）从交际的动态特征出发，将语言使用视为说话人意图和话语理解之间的一个动态过程，它受一定社交因素的制约，而Goatly（1994）强调社交语境的重要性和根据一定的认知推理原则去解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意义建构。可见，语言使用的认知和社交因素两方面的结合存在一定的可行性。
最后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隐喻“Crime is a disease”涉及一个社会学概念“crime”和生物学概念“disease”，再如“The mind is a computer”仍然涉及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表征，那么在话语理解时如何将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整合起来，是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用学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也为研究思维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此外，针对言语交际中“你吃大碗，我吃小碗”、“他吃筷子，你吃勺子”之类的普遍语用现象，不仅仅涉及汉语的‘荒谬’句法问题，对语用理解而言更是一种认知构建与解读，当我们听到一个4岁左右的小孩使用类似话语时，又可能会进一步将这种语言表现视为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
总之，“认知科学不只是一个立场、一种见解的统一的理论，不同的认知科学有不同的见解”（徐盛桓 2002：7）。虽然认知语用学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理论框架，但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语用模块、语境信息的心理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语用推理或语用照应的认知制约因素等等。我们认为，语用学要走向深入，必须同认知结合起来，要研究语言产生和理解的语用问题不能离开交际活动的认知基础，因为语言交际以认知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语用学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最后再提出以下问题（冉永平，2001），与读者共思索：
（1）如何将普通语用研究同语用的认知结合起来？也即如何通过普通语用现象去揭示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式？以发现语用现象的认知制约机制；
（2）如何将普通语用现象的社交、文化研究同语用的认知结构模式结合起来？也即如何从认知出发，去看语用现象的社交文化特征？以实现二者的结合；
（3）如何将传统的语境观和认知语境观结合起来？以实现对语用现象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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