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语用理解
在讨论语用理解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关注以下问题：认知语用学关注的是语言知识系统还是行为系统？如果关注的是能力的话，语用能力是否属于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如果关注的是行为能力系统的话，那么它是一种语言行为？在Chomsky（1980）看来，语用能力是人们大脑中有关语言的一种心智状态，也即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他进一步区分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指有关形式和意义的语言知识，后者则表示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知识以及如何使用语法和概念结构去实现一定的目的，这样似乎存在一种实施语用知识的语用行为机制，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根据乔氏的观点，语言能力是一种自动的、内在模块系统。在人们的大脑中，除了感觉系统和语法原则以外，还有诸如算术、音乐、道德、假设构想等能力系统，其中还包括语用能力。应该说，Chomsky和Fodor对模块能力系统的看法是不同的（此处恕不论及Chomsky的模块论），Fodor更强调大脑中知识系统的实际运用或处理系统。
Gazdar（1979）认为，语用能力是语法能力的延伸。那么，语用理解是否必须依赖语法分析呢？显然不能进行类推。此外，Kasher（1991a，1991b）等也认为，语用能力是有关语言的知识体系，即属于语言能力系统，“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而存在”（Kasher 1991a: 135）。那么，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关联理论有关明示-推理交际的基本主张，Carston（1999）等学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离开交际，语用能力变成了无本之源。相反，Sperber和Wilson等认为，语用能力不是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语言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刺激本身，还涉及实现意向交际的各种明示刺激，信息处理一般需要进行非展示性推理，所以语用是一种行为，但它又不等于语言行为或语言能力。当然，不管是Chomsky的观点，还是Sperber和Wilson的认识，都不是我们判断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语言行为和语用行为的唯一标准。

在Chomsky看来，语用能力是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一种语言知识，“它对语言使用产生制约，也即制约语句和使用语句的语境条件的恰当关系”（Kasher，1991b：385）。Kasher继承了Fodor的模块论思想，认为某些语用知识具有模块性，也即是语言模块中的次模块，而另外一些语用知识属于非模块化的中枢系统，并受认知行为的一般原则的制约。他进一步将语用知识具体分为以下五种：（1）核心语用知识（core pragmatics）：有关断言、提问、命令、请求等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即语言模块中的一个次模块。（2）扩展核心语用知识（amplified core pragmatics）：有关推卸、祝贺、允诺等非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3）互动言谈语用知识（talk-in-interaction pragmatics）：有关话轮、语列、修正等会话行为知识，这是一个独立的模块。（4）中枢语用知识（central pragmatics）：有关一般认知原则和一般知识运用方面的知识，比如会话含意的产生、间接性、语体风格和礼貌等，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5）接口语用知识（interface pragmatics）：将来自语言模块和来自感知等其他系统的信息综合起来的知识，比如确定指称结构的所指对象。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不过，Kasher本人并未对以上语用知识之间的联系加以说明，也即没有对模块与非模块之间的链结与协调加以阐释。
语言使用就是一种语言运用，那么语用学就是一种有关语言使用的理论，属于语言运用范畴。这样，语用不仅是一种语言运用的行为，而且语用原则对各种形式的人类交际具有引导作用。人类天生就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可以对与认知系统等有关的语言或非语言信息输入进行处理，话语理解中的推理是语言解码之后的信息处理阶段，通过推理去识别说话人的意图，这是关联理论语用学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它与Chomsky早期提出的“先天假说”（innateness hypothesis）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
哈贝马斯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构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并认为理解是交往活动的本质，达成理解的目标就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属于相互理解，共同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间相互依存（盛晓明2000）。可见，理解这一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它仅仅是一种趋同。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看，理解表示两个主体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一个语言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它还表示交往过程中两个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的共识，并且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可见，交往总是以理解为目的，理解可视为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归宿。
我们知道，Grice提出会话含意理论以后将语用学的重心转向了话语理解。不管是Grice的含意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人类（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交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达意图和识别意图。要获知交际意图，需要一定的认知推理机制，比如假设或含意，区别说话人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差异，会话含意理论就是一种类似的认知机制。含意不取决于句子的命题内容，而依赖一定的语境条件，推理是获取隐含意义的主要方式，它就是根据语言手段或非语言语境去获取有关话语内容的逻辑结论。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但信息处理过程中，形成假设和验证假设所依靠的是什么，同时语境因素是何时介入的？Grice语用理论并未涉及。
当然每次听话人所获取的理解并不总是说话人所期待的正确信息，比如根据关联理论，关联原则不能保证交际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它不是人们可以遵守或违背的一条准则，而且由于存在不同的认知语境假设，话语最后所取得的认知语境效果肯定就不一样。同样，在对含意的推理中，Grice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何才能保证推理结果的正确性和一致性。就话语理解来说，语用学需要回答以下两个主要问题（Blakemore 1992，1995）：（1）为什么听话人认为说话人不可能希望人们无限地扩大语境假设去获取更多的含意？（2）为什么听话人认为第一个恰当的解释就是说话人所期待的理解？根据关联理论，以上两个问题就等于说，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信息加以注意？那是因为人们注意的是关联信息，而关联则是根据语境效果和信息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去衡量的（Sperber & Wilson 1986/1995）。
 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Carston（1999）认为，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该过程中的推理以及引导和制约该过程的原则进行解释。显然这是一种认知语用观，其最终的语用目的就是对人们的话语理解能力进行解释，尤其是推理能力，人们是如何将语言解码作为理解中的输入信息进行推理的。在Carston等学者看来，认知语用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会话含意是如何产生的，比如话语“今天太累啦”，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如下信息：
a. 咱们回家吧。
b. 该睡觉了。
c. 你洗一下碗吧。
d. 今天不看书了。
我们不难想象以上含意产生的不同语境条件，可见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不同的信息，都是听话人语用推理的结果，它们显然不是语言形式直接编码的信息，必须依赖语境条件。同时，在话语理解时听话人是如何识别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或者说在对话语进行加工处理时听话人是如何从认知系统中选择恰当的语境假设，这是语用学理论的最基本任务。
要实现以上任务，就必须获取恰当的语境信息，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以‘关联’为取向的认知语用学就要对这种能力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认知语用学应该参照的两条中心原则就是认知原则和关联原则。然而，根据Verschueren（1999）的看法，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选择过程，也是以认知为基础的顺应过程，不过Verschueren并没有指出如何在语境条件下去寻找具体的顺应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