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分析
　　（1）从政府政策看，这个时期政府的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大跃进”阶段，政府的主导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打破各种科学的和现实的局限，超常规地发展经济；二是强调阶级斗争，强调路线正确，以政治挂帅否认经济发展，并进而发动和引导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会计核算制度的主流是彻底批判苏联的会计核算思想。
　　（2）从经济制度看，在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进一步增强，私有制经济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处于“退势”；在经济体制方面，1957年10月，经过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讨论和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公布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以适度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调整中央与地方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适当放权，但随后不久又收权；在企业制度方面，认为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是一个政治单位，应该积极参与各种政治运动。综观这一时期，会计核算制度实际上走入不断为放权和收权政策进行修补的怪圈。这种放权与收权方面的核算改革，丝毫没有改变会计核算制度隶属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性质。
　　（3）从示范效应看，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运动，因此没有示范样板可以参考。这是一个对苏联的制度与经验荡涤的阶段。从学习苏联到批判苏联，这个巨大的转折必然会给会计核算制度的建设造成巨大的影响。
　　（二）会计核算制度的特点
　　1958年，国内影响很大也是国内惟一的会计专业刊物《工业会计》月刊①社论提出：“会计人员的迷信是很深、很多的，迷信外国，迷信书本，迷信制度，迷信专家。这些迷信一定要破除，才能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反修放修”的思想，苏联经验被喻为“繁琐哲学”或“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被抛弃。
　　从1958年的中央主管企业部门工业会计报表格式②可以简略地概括出“大跃进”制度类型的特点：
　　（1）在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方面，受“彻底放权”的影响，企业的自身利益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因此在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上也呈现出了新的格局。1958年5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几项规定》，决定自1958年起，在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企业资金使用方面也有所松动。为了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不再上缴，留给企业作为重置固定资产之用。
　　（2）在会计报表体系方面，受“大力简化”的影响，过去的10余种报表合并为1张报表，1000多个项目删减为66个。在资产负债表上，原来有200余个项目，此时只剩下12个。
　　会计核算制度改革失误造成的混乱状况，很快就被察觉。1961—1962年，财政部又陆续颁发了《国营企业会计核算规程草案》（1961年11月）、《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使用》（1961年12月）、《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报表格式和编制说明》（1962年1月）、《国营企业会计凭证账簿的格式和使用办法》（1962年1月）等规定，使会计核算制度有所恢复，并正式提出将资产负债表改为资金平衡表，资金平衡表格式从此开始，一直沿用了30年。
　　在全国的会计制度逐渐恢复、对各企业的会计要求逐渐提高、会计制度逐渐复杂完备以后，企业的会计制度与领导素质不相适应的问题再度暴露出来。于是，简化的要求也再次提上日程。以1965年7月颁发的《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为标志，1965年11月颁发了《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报表格式》，规定从1966年1月三日起试行，将1962年的58个会计科目删并为26个，将1962年的15种会计报表减为6种。1966年会计制度尚未贯彻，就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会计工作的破坏是空前的，企业、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大批下放劳动，财务工作处于十分混乱和半瘫痪状态。利润制度又被彻底否定，很多工矿企业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工人不要奖金，生产只是在完成政治任务。会计核算制度已名存实亡。
　　（三）小结
　　（1）这一时期的会计核算制度从不断的简化到有名无实，所有的会计核算制度自动失去其约束力，这种演变应该是一种强制性和诱致性相互作用的混合变迁。从强制性层面看，因为“大跃进”和“文革”是自上而下发动和引导的；从诱致性层面看，因为“大跃进”和“文革”的发动有其复杂的背景，这种背景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际，而且当时对会计核算制度的否定是一种群众自发行动，特别是在“文革”10年中，运动的发展已不是个别人所能控制的，监督会计核算有效执行的机制更是不复存在。
　　（2）苏式会计中的利润、成本、财产等观念遭到批判，会计核算向更加粗放的形式发展，会计本身所具备的知识性被大大简化，几乎任何人（只要根正苗红）均可成为合格的会计核算员。
　　（3）会计核算制度的形象被扭曲，甚至被视为阻碍群众热情、维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温床的代名词。
　　六、中国会计核算制度对苏式会计的扬弃期（1979—1992年）

　　（一）环境分析
　　（1）从政府政策看，一方面是谨慎地恢复“文革”以前的一些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是探索如何借鉴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会计核算制度也是处于这种“恢复”和“探索”中。
　　（2）从经济制度看，在所有制方面，允许进行少量的私有制试验，允许在一些不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私有经济。乡镇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等非国有经济走进经济舞台。在经济体制方面，虽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但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审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模式。从1985年起，市场机制被重新引入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主要举措是实行市场定价的双轨制。从企业制度看，1992年之前，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举措是对企业“放权让利”，企业按合同上缴利润包干或递增包干任务后，有权根据一定比例分配利润留成。
　　（3）从示范效应看，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明白了苏式体制的诸多弊病，开始将目光投向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早走一步的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注重了解它们在对苏式体制扬弃或分道扬销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注重吸收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与以前的对苏式体制的全面移植和盲目模仿已有本质的不同，示范效应的作用在降低。
　　（二）会计核算制度的特点
　　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两次冲击，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会计制度的修订和施行，陷入了一种从零开始的局面，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1979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恢复了会计制度司的职能（1982年5月，又改名为会计事务制度司）。
　　财政部于1979年开始主持修订并于1981年开始实施“文者后第一套会计核算制度，即《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一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这套制度在1985年、1989年作过两次修订，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以后出现的新情况，现将其特点分述如下：
　　1981年会计核算制度的特点是：
　　（1）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方面，改变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统负盈亏的状况，承认企业独立的经济利益。试行了多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制度，并进行了“以税代利”的试点。
　　（2）在企业资金的管理方面，对企业占用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收取占用费，对固定资产实行有偿调拨。
　　（3）在会计科目与会计报表的变化方面，主要在于对“文革”前片面简化的制度进行恢复重建，并根据新形势相应改动。例如，增加了“应交资金占用费”科目，并把1974年制定的“国家资金”科目改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两个科目。
　　在1985年、1989年两次对会计核算制度的修订中，1989年的变动幅度稍大些，主要特点是：
　　（1）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方面，先后实施了两步“利改税”，实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的规范化、法律化、稳定化。同时，对成本制度和折旧制度也进行了规范，先后颁布了《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和《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并将企业折旧基金由过去集中上缴国家50％改为上缴20％，直至改为企业全部留用，改革和规范了企业资金耗费或补偿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