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选择的政策变量不同，下文以1991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第一阶段（1980～1990年）包括了粮食生产“上升—下降—上升”这1.5个周期。第二阶段（1991～2003年）包括了粮食生产“下降—上升—下降”另1.5个周期，以上两阶段包括了三个粮食波动周期，其中第二周期（1986～1993年）被分别划在第一阶段末和第二阶段初（详见图1）。
2.1980～1990年政策对生产影响的计量验证。
从中国历年粮食产量的序时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粮食产量呈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主要是受优质品种及农药、化肥等技术因素的影响。在分析粮食生产波动时，应在对长期趋势进行剔除的基础上计算产量变异率。产量趋势剔除方程为：Y[，t]＝α[，0]＋β[，1]T[，t]（T[，t]为趋势变量，α[，0]、β[，1]为待估参数），剔除长期趋势后的绝对波动幅度即为回归方程的残差ε[，t]，相对波动指数即变异率I.F.＝。
粮食产量受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双重影响，在下面的分析中，自然因素以受灾面积表示，政策因素以政策性贷款表示。通过EVIEWS对1980～199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
Y[，t]＝0.157316X[，t]－0.08832Z[，t]－0.007831C
（2.008）（－1.00473）（－0.009875）
R[2]＝0.743485；AR[2]＝0.679356
其中，Y[，t]为t年的产量变异率，X[，t]为t年的收购性补贴变异率（根据粮食企业财务资料计算，并通过物价指数进行了折算），Z[，t]为t年的受灾面积变异率。结果显示，收购性补贴和粮食产量变异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受灾面积和粮食产量变异率呈负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说明，以收购性补贴变动刻画的政策作用对粮食产量变动有较大的影响，且政策因素的影响大于自然因素的影响，波动主要是由政策造成的。
3.1991～2003年政策对生产影响的计量验证。
这期间，粮食生产经历了下降、拉升、下降这1.5个周期。其中，1991～1993年是向购销同价逐渐转变的时期，政策力度不易计量，因此本文将这一时期作为背景进行处理，即在1993年供求紧张的背景下，分析1993年以后政策拉动对产量的影响。另外，2001～2003年是部分地区进行市场化改革试点、直接补贴试点的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试点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在保护价政策退却中的政策调整，政策性贷款等政策力度指标不具备典型意义。因此，对于第二阶段，本文剔除了前、后各三年，选择1994～2000年作为样本区间，这一区间包含产量拉升和下降的较为完整的过程，具备典型意义。在此期间，自然因素以受灾面积表示，政策因素以收购性补贴表示。通过EVIEWS软件对1994～200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
Y[，t＋1]＝0.131306X[，t]－0.31579Z[，t＋1]＋2.437697C
（3.443325）（－1.32408） （1.814959）
R[2]＝0.761931；AR[2]＝0.642896
其中，Y[，t＋1]为t＋1年的产量变异率，X[，t]为t年的贷款变异率（根据农业发展银行统计年鉴计算，经物价指数调整），Z[t＋1]为t＋1年的受灾面积变异率，Y、Z均滞后一年。结果显示，政策性贷款规模和下一年的粮食产量变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灾面积和粮食产量变异率呈负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说明，以政策性贷款变动刻画的政策作用对下一期粮食产量波动有较大的影响。
两个阶段的计量结果的一个较大区别在于：第二阶段的政策作用影响下一期的产量，而第一阶段的政策作用影响当期的产量。这说明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本期的政策会对农民下一期的种植意向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三角动力结构”效应在粮食市场的放大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三角动力结构”只串联了“收入”目标和“安全”目标，没有整合“稳定”目标，缺乏稳定性的调控政策，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成本的相互作用下引起了产量波动。这种产量波动直接影响了粮食市场的稳定。从我国的粮食政策来看，稳定粮食市场往往是市场发生波动后的应对之策。从总体的政策设计上看，稳定目标未能列入首要的目标。虽然在某些特殊时期，稳定粮食市场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目标，但这些都是在拉高产量以保证粮安全、提高价格以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实现之后，市场供求失衡时采取的稳定补救措施。从中国粮食政策实施的客观结果来看，其稳定市场的目标是潜在的、从属的。因此，稳定性政策是在“三角动力结构”之外的，是对“三角动力结构”引起的波动的弥补，是一种事后的对策。这种对策在事后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由于资产选择心理的影响，生产的波动在市场中存在天然的放大效应，追涨杀跌的心理因素不仅放大了农民的存粮波动，而且影响到粮食经营者的库存波动，即粮食价格上涨时惜售，粮食价格下跌时抛售，这些又都放大了生产波动。在存在通货膨胀时，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如不对粮食市场进行有效调控，市场波动将更为剧烈。虽然政府为平抑市场波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储备调节及进出口调节由于体制原因，不仅调控效果不佳，甚至发生“逆向调节”的现象，进一步放大了波动。这是“政策型”波动的另外一个层面。
中国粮食政策的转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挂钩型”补贴政策下，“安全”目标和“收入”目标相串联，二者与政策成本一起构成互相推动的动力结构——“三角动力结构”，这是粮食“政策型”波动的根源。互相串联的“安全”和“收入”目标，在粮食短缺时是统一的。但在粮食过剩时，两者的冲突则十分明显：虽然此时安全度高，但由于供过于求，农民增收存在压力，除非有足够的财力维持高额的补贴，否则产量的增加不一定会保证农民收入的提高。若继续以高额的补贴来维持农民收入，则将持续拉高产量，引致更为高昂的政策成本。政策成本的约束不断地要求政策发生变动。这种内在动力机制，使这种政策安排成为一种不稳定结构，一般只能作为短期的应急措施，而不应作为长期的政策框架。为此，在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今天，必须对粮食政策实行转型。
（一）中国粮食政策的转型设计——“二元”稳定模型
近年来，我国在对农民的补贴方式上进行了直接补贴改革。但是，就目前各地的直补实践而言，要么是单一挂钩型直补，要么是单一脱钩型直补，不能解决多重政策目标的冲突问题。为消除“政策型”波动，应在“安全”目标和“收入”目标相分离（注：这种分离是指政策目标的分离，而不是手段的分离。收入效应是粮食安全目标实现的手段，在市场化条件下，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收入效应来实现，这种收入来源是“调控”型补贴；但是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不是通过基于“调控”型补贴的收入效应来实现，而是通过与产量不挂钩的“收入”型补贴来实现。“调控”型补贴属“安全”目标范畴，“收入”型补贴属“收入”目标范畴。）的基础上，建立目标并联的、“二元”稳定的粮食政策结构，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前提下，以相机抉择的具体政策安排分别对“安全”和“收入”进行调控。这种政策结构不仅割断了目标结构中的动力连接，具有自稳定性，而且将“稳定”目标分别整合在“安全”和“收入”目标之中，即在“稳定”的条件下分别实现“安全”和“收入”目标。这种政策结构使政策成本与政策目标直接对应，在市场化逐步规范的条件下实现成本可控，从而以最小的政策成本实现“稳定”、“安全”和“收入”多重政策目标。“二元”稳定模型如图3所示。
附图
图3 “二元”稳定模型
粮食流通市场化是“二元”稳定结构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实行粮食流通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对市场的缺陷进行有限的弥补，能由市场解决的政府绝不包办。这样就减少了资源配置中的扭曲和浪费，同时也缩小了政策成本的范围，从而使政府能以较小的政策成本达到粮食政策的多重目标。
在农民收入上，原来单一地靠提高价格、加大政策成本投入，造成一时的、脉冲式的增长。而农民收入目标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应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稳定的市场；二是财政补贴的政策支持；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既使政策成本的范围缩小，又使支持政策在财力上具有可持续性。
在粮食安全上，以往过分注重本国的现期产量，存在产量最大化偏好，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使粮食安全无以为继，最终危及粮食安全。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政策成本来保障可持续的粮食安全。转型后，粮食政策的安全目标，应通过建立以储备为核心、进口为补充、生产能力后备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来实现。这一体系的本质在于出现波动或者危机时有可靠的增量供给可资利用，而不是追求现期的产量最大化。因此，有效的产量调控十分必要。对此，可结合储备吞吐，配套推行“有选择的粮食休种”制度，通过“挂钩型”补贴在边际上进行有效的调控。若出现粮食相对过剩，政府一方面可吸纳储备，另一方面可对特定的地区实施粮食休种（允许种植其他非粮食作物），休种土地作为粮食生产后备资源，政府对实行粮食休种地区的农户给予粮食休种补贴；当粮食短缺时，则进行相反操作。通过“有选择的粮食休种”制度设计，视实际情况相机抉择，实现粮食储备和生产能力后备的联动，从而在着眼于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粮食安全。（注：这里是假设封闭条件下的调控方式，如果在开放条件下，进口能发挥较大的调节功能，相机抉择的产量调控范围将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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